新乡红旗区作为新乡市主城区，其治理实践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的缩影。区域内常住人口约60万，高校学生16万，市场主体5.5万户，传统村落与现代社区交织并存，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与流动性。作为典型的人口密集型城区，其社区治理实践既承载着中部地区基层现代化的共性命题，也面临着特殊结构带来的独特挑战。结合对前瞻式治理理论与“枫桥经验”底层逻辑的再思考，红旗区的治理创新需超越技术工具叠加的初级阶段，转向构建以韧性适配为核心的治理生态。该实践不仅恪守“矛盾不上交、就地解决”的原则，更致力于构建能够主动预见风险、精准提供服务、推动多元共治的韧性社区共同体。
一、理论视角：从“善政”到“善治”的范式演进
解红旗区的实践，需借助相应理论视角。从“善政”到“善治”的转变，标志着治理理念从政府单向管理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深刻变革。在这一进程中，“前瞻式治理”与“枫桥经验”分别代表了两种重要的理论演进方向，二者的创造性融合为红旗区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支撑。
前瞻式治理强调通过数字技术推动治理模式转型，实现从事后处置到事前预测、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。其核心在于将前瞻性思维贯穿治理全过程，通过构建“起点-过程-参与-结果”的链式分析框架，形成动态优化的治理闭环。这一理论特别契合红旗区这类面临快速社会变迁的城区，它要求治理体系具备预见风险、灵活响应的核心能力。
与此同时，“枫桥经验”在当代被诠释为强化城乡社区作为矛盾化解基本单元的必然选择。其精髓在于构建利益表达、心理疏导、矛盾调处与平安建设相结合的制度基础，通过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的实践智慧，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的根基。这一经验对于解决红旗区面临的多元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。
二、实践探索：“前瞻性布局”与“就地化解”的有机结合
红旗区的创新可概括为“以前瞻性布局夯实‘就地解决’的治理基础”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：
（一）起点前瞻：构建数字治理底座，智能感知民生需求
红旗区积极应用“党建+网格+大数据”治理方式，打造了智慧治理的“数字底座”。通过将12345热线、“旗心办”小程序、智慧城市“随手拍”等10个民生诉求渠道，归并为“一码便民”统一入口，群众扫码，诉求便可直达后台。这一变革打通了民意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自平台深化运行以来，民生诉求的即时响应率保持在100%。更重要的是，平台积累的8万余条民生数据构成了民情“雷达网”，通过通用治理与监测预警模型，实现了“治未病”。例如，平台能在秋季分析历史数据，预警供暖风险，指导部门提前检修；曾精准锁定胖东来商圈“停车难、交通堵”等顽疾，通过协调错时共享停车位、增派摆渡车等组合拳前置化解矛盾。2025年，该“未诉先办”模式使群众满意度攀升至98.2%，并入选省级典型案例。
（二）过程前瞻：推动微治理创新，激活基层社会单元
针对无主庭院、老旧小区等治理难点，红旗区推动治理单元深度下沉。明珠花园社区探索“党建+网格+五社”精准治理模式，在0.6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划分12个网格，并成立“不老松”等居民志愿队。通过“居民会客厅”和定期“社情民意联系日”，社区、志愿者、物业三方现场“坐诊”，成功解决了困扰小区多年的电动车乱停乱放和充电难题，使物业费收缴率从85%跃升至98.5%。东街街道则建立了“158”矛盾调处机制，整合5方力量，成立8个人民调解委员会，将律师、医生、“五老”人员等纳入调解人才库。2025年以来，该街道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62起，化解率达100%。
（三）结果前瞻：集成综合治理资源，提升矛盾化解效能
红旗区创新推进区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，整合司法、信访、人社、公检法等12家常驻单位及12家轮驻单位力量，打造了集公共法律服务、诉前调解、心理疏导等于一体的枢纽平台。在此基础上，设立劳动仲裁庭和速裁法庭，推动“调解优先、司法兜底”的无缝衔接。这套“村级初筛—镇街处置—区级兜底”的过滤体系，依托全区611个网格，确保了“小事不出社区、大事不出街道、难事区域协同”。
三、深层挑战：治理体系与复杂现实的错位
红旗区的治理成就斐然，但其困境本质上是传统科层制与高度流动、异质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体现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组需着力破解的矛盾：
（一）组织网络的“覆盖广度”与“渗透深度”失衡
尽管通过“四全党建”建立了300余个网格党支部，但党组织在无主庭院、商圈楼宇等新兴空间的渗透仍显薄弱。更关键的是，基层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未根本扭转——网格员忙于台账报送、活动留痕，难以深入感知群体差异化的需求。例如，2020年数据显示，全区512个居民小区中，未建立党组织的超过三分之一，无主庭院覆盖率不足40%；社区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51.6岁，80后占比不足15%，存在“三多三少”结构性短板；网格员虽每日巡查并通过“平安新乡”APP上报事件（如东街街道年内上报38686起），但对高校周边短租公寓、商圈劳资纠纷等特定生态的治理参与度不深。
（二）数据平台的“技术赋能”与“治理赋能”脱节
“一码便民”“5G指挥中心”等平台提升了信息收集效率，但数据并未真正转化为治理智慧。例如，老旧小区频发的电路火灾隐患，平台虽能接收投诉，却缺乏对房屋年龄、人口结构、电路负载等数据的关联分析，无法实现风险前置干预。这种“有数据无洞察”的现状，暴露了从数据仓库到决策支持的转化机制缺失。
（三）矛盾化解的“程序闭环”与“效能闭环”错配
综治中心整合了12个部门力量，建立了“调解优先+司法兜底”的流程，但大量矛盾仍陷入“调解-复发-再调解”的循环。以物业纠纷为例，其根源在于缺乏长期协商机制，临时调解虽能平息单次冲突，却无法解决维修基金筹措、服务标准共识等结构性问题。矛盾化解的“终点”有时仅是程序的完成，而非群众满意和问题根治的“效能闭环”。
四、行动建议：迈向“有感治理”的新阶段
红旗区的实践表明，卓越的社区治理需兼顾前瞻理念与在地经验。展望未来，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：
（一）构建“动态知识库”，推动组织能力从“覆盖型”转向“认知型”
建议在现有党建网格基础上，为每个网格单元建立“社区治理知识图谱”。具体而言：一是构建人群画像系统，整合户籍、消费、移动轨迹等脱敏数据（需严格遵循隐私保护），自动识别独居老人、自由职业者、高校流动人口等群体的行为规律；二是开发风险预测模型，针对老旧小区、商圈等不同场景，建立火灾隐患、邻里冲突、租赁纠纷等风险指数，如通过用电波动监测独居老人异常状况；三是建立实践案例库，将成功化解的典型案例转化为结构化知识，通过AI助手向网格员推送个性化工作建议。
例如，针对高校周边短租公寓管理难题，可建立“高校周边租赁生态数据库”，整合房屋安全数据、租客流动信息、投诉记录等，形成“一房一策”管理方案。同时，通过分析历史纠纷数据，预测潜在风险点，提前介入干预。
（二）设计"反馈驱动"的治理闭环，重塑政务效能逻辑
当前平台的症结在于单向信息传递。应借鉴合肥S社区的“迭代优化”机制，构建双向反馈系统：一是建立诉求价值识别机制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，对民生诉求进行主题聚类，识别高频痛点背后的系统性缺陷；二是构建政策敏捷调试机制，建立“政策实验室”，在试点基础上动态调整方案；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激励机制，将“e岗通”APP的议事功能游戏化，设置积分兑换机制，形成“人人都是感知终端”的生态。
例如，针对老旧小区改造难题，可开发“改造方案模拟平台”，居民通过APP输入需求偏好，系统自动生成多个方案并展示效果对比。同时，建立改造后评估机制，将居民满意度作为重要考核指标，形成“需求-方案-实施-反馈”的完整闭环。
（三）培育“协议自治”机制，实现矛盾化解的可持续性
借鉴“枫桥经验”将矛盾化解于基层的精髓，需超越临时调解，构建长效协议体系：一是推进细分议事单元建设，按兴趣、利益关系成立微社群，通过小范围协商达成专项公约；二是引入第三方认证机制，与本地高校合作，提升协议的专业性与合法性；三是建立动态评估机制，对已实施协议开展定期测评，将履约情况与相关主体信用评级挂钩。
例如，针对物业纠纷，可制定《物业服务等级标准与收费指引》，建立“服务质量-收费标准”联动机制。同时，设立由业委会代表、物业企业、社区律师组成的“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”，建立“定期评估+动态调整”的长效机制。
（四）构建心理疏导服务体系，筑牢社会治理的情感基础
将社会心理服务嵌入基层治理全流程：一是建设社区心理服务站点，在党群服务中心、社区医院等场所设立心理咨询室；二是培训心理疏导骨干队伍，对网格员、社区工作者进行基础心理知识培训；三是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，对重点人群开展定期筛查和主动干预。
例如，在东街街道试点建立“心理疏导工作站”，整合专业心理咨询师、社工、志愿者等力量，开展“心理健康进社区”系列活动。同时，在“旗心办”小程序开通心理服务预约通道，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网络。
五、结语
中部地区城市的治理创新不能简单复制沿海模式，而需立足“高校经济活跃、新旧社区交织”的本地土壤。红旗区的实践表明，卓越的社区治理需以前瞻式治理为眼，以“枫桥经验”为脚，以党建引领为魂。未来的深化之路，在于通过构建数据驱动的认知体系、反馈灵敏的调试能力、协议导向的自治基础，在快速变迁中实现治理效能的可持续提升。
这最终是一场关于治理主体关系与权力运行逻辑的深层重构，其核心是让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相互滋养，使“人民城市”的理念在每一个制度细节、每一项暖心服务中生根发芽，让每一位生活在红旗区的居民，都能切实感受到治理的韧性所带来的安全感、归属感与幸福感。
（河南省新乡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苌群艺
市委统战部理论宣传科科长 王媛丽）